真正摧毁一个人阶层的，不是失去金钱，而是失去选择的余地。

张永利坐进那辆二手比亚迪的时候，没有多犹豫。他知道那不是属于他的位置，也不是他喜欢的车子，但除此之外，他已经没有太多能选的了。他过去开的是迈巴赫，车门一关，像是与人间烟火隔绝；而现在，他得在夜里一点爬起来，帮喝多的客人开车门、扶上车、系好安全带，再掏出消毒湿巾，把对方吐出来的酒味慢慢擦掉。

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知道，钱的味道，不光是香的。

有些事情不是突如其来的。张永利的崩塌其实拖得很长。他并不是那种一夜间被雷劈倒的商人，更像是被细雨打湿的木屋，开始只是天花板多了一条水痕，然后地板也鼓了起来，最后在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一根横梁啪的一声，就这么断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是真的落下去了，是他带我去看他住的出租屋。那天他没穿制服，穿的是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袖口还有一点泛黄。他用钥匙打开门，一股密闭许久的潮味扑出来。他说他现在每天起得比以前在办公室还早，跑够12小时才能拿到平台满勤奖励，刚好能把车贷、房租和吃饭钱全覆盖。剩下的，他说，基本没什么剩下的。

那间屋子很小，一室一厅，但厨房是开放的，油烟没法隔开。他说他现在最怕炒鸡蛋，烟一呛，车里留味儿。乘客投诉一次，他就要被限流一周。平台对司机的容忍度，比对用户低得多。他说这话的时候，倒没什么怨气，只是像在复述一条天气预报。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是“张总”。他最喜欢的字是“稳”，迈巴赫的座椅软得像沙发，他会把手表摘下来，放在中控那块黑漆漆的面板上，看指针一格一格走，车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表在走。他说那种安静让人安心。

但现在他连车内音乐都不敢放，怕被乘客打分时扣掉“环境”那一项。他说他有点怀念以前被人喊“张总”的日子，那时候没人敢让他等太久，更没有人上车前说“开空调啊，别抠门”。

他又说，其实也没多怀念。他想了下，又摇头，说不怀念是真的，只是有点想知道自己那条江诗丹顿最后去哪儿了。他记得是放在了抽屉最深处，后来太多东西要卖，他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翻，翻累了就不找了。现在大概也早就不见了。他说那表其实不怎么准，但很贵。他当时就觉得表不准不要紧，反正别人也不会真的看时间，只看你戴了什么表。

过去有好几年，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节拍器。项目在哪儿开工，哪个领导今天要吃饭，哪块地明天要招拍挂，他只要轻轻一转头，就能把节奏带过去。他有办公室，有会所，有在保安眼里都发光的名片。他说他名片的边是金属雕的，上面镂空的祥云，特别锋利，有人割破过手。

他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连听都不想听他说话。

出事以后，他是最后一个不愿意躲的。他还会亲自去售楼部，被围着骂，甚至有业主拿保温杯朝他砸。他说他最怕听到“骗子”两个字，因为那不是在骂，而像是一个结论。他的合伙人早就不见了，手机打过去也不接，只有一个还会偶尔发来微信，说“你看看这个项目还能不能盘一下”。

后来他就不再接陌生电话。他说每天早上出车前，他会看看自己的微信、短信、未接来电，有时候连一个都没有。他说那一刻特别安静，安静得像是一个退潮后的沙滩，你不知道下一次浪会不会来，也不知道潮水到底退到哪儿去了。

现在的张永利，衣柜里还挂着那件价值两万多的定制西装。他没舍得扔，但也不会再穿。他说穿着它出车，有人认出来就尴尬，有人认不出来也尴尬。后来他去批发市场花四百块买了一套便宜的西装，摸起来像塑料，袖子长短也不对，他就拿去改了下。改完回来，他看着镜子说，这样反而更像“司机”。

每天接完预约单，跑完机场，再绕回城里，晚上七点，他在楼下抽根烟，顺便看会儿新闻。他说现在的房市他也不太敢多看了，但还是会忍不住点开。他还有几套房子没卖出去，他说他也不指望都卖掉了，只要能卖掉两套就行。

他说那样他就能不跑车，开家小面馆，再请一个洗碗的，自己在后厨煮面。来一个人，问他有没有红油抄手，他就说“没有”。就这样，日子也能过。

他说他现在对钱又有了概念。不是那种“多少钱都能挣回来”的概念，而是“钱能让你喘口气”的概念。他说他从前不懂这个。他说他从前把钱当成工具，现在觉得钱是体温，少一点也冷。

他说现在的他，是活得最没有人的时候，但也是最清醒的。

他说，清醒这事，不是天生的，是一层层剥落掉你的脸皮后，剩下的那点骨头和脊梁还站着，才叫清醒。

他说这话时天已经黑透了，外面风不大，但很凉。他站在马路边，背后是他那辆白色比亚迪，车窗关得严实，像是夜色里的一块沉默的石头。

他说话慢了一点，我也不再问了。

我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都没说话。

夜色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把人的边界收得很近，近到你只听得见彼此的呼吸，不需要语言，也能听懂彼此的沉默。

「如夜話，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