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越来越能理解那种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桌上的水杯发呆的感觉。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来，周围人陆陆续续下班，你却还在那儿改一份文档，写一句“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时，脑袋空得像浮云。不是没事做，是事情太多，但又都像没什么意义。

我有个朋友，叫赵琳琳，大学毕业那年考上了选调生。她说那是全家最风光的时刻，爷爷跟邻居说了整整一个月，村里的人还以为她在说大话，查了官网名单才信。那年她24岁，觉得自己前途无量，像坐上了一列通往幸福的高铁。

现在她32岁，还在原地。

她说单位像一潭老水，半点不泛波澜，写材料、开会、送文件、照旧的活动、老掉牙的议题，除了文件变得越来越花哨，人的状态越来越干瘪。每天坐在工位上，看电脑时脸像塑料，刷手机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回家后摊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问她为什么不走。她笑，说“去哪儿啊？”

她原本不是这样的。大一的时候她组织社团，写公众号，考奖学金。她说那时候觉得人生可以有很多出口。可考上编制的那一刻，出口就变成了围墙。你在里面看着外面，心里有点痒，但脚已经动不了了。

她也谈过恋爱。一个是邻市的公务员，俩人三个月都没见几次面，后来就淡了；另一个是老家的生意人，家里有房有车，但文化层次不同，聊天五句就卡壳。她说自己像个卡在中缝的拉链，拉不上，也退不回。

我懂她说的那种卡。

在县城，女人是有保质期的。你过了28，就开始被称作“大龄”；你32还没结婚，就会被亲戚私下议论：“是不是有问题？”她说现在媒人给她介绍的，基本都是二婚，或者年纪比她大十几岁的“优质男青年”。她看着手机屏幕里那些人的照片，头都疼。

可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

我认识的回县城的女生里，80%都在体制内。她们有学历、有理想、也有倦意。有人说她们是“稳定的赢家”，但她们自己知道，那种稳定，是你必须把情绪冻住，把激情收起来，把生活折叠成一张表格。

我还记得刘娜说过的一句话：“不是不努力，是努力没地方用。”她在单位干活麻利，字写得好，文笔也不错，但领导从来让她干的是倒茶、抄文、替人写报告。有次帮一个领导写了整整一学期的党校作业，那个领导还振振有词说“你们年轻人就该多锻炼”。

她说她开始理解《县委大院》里的台词：“我们不是干实事，是干形式。”她把这句话写在本子封底，每次写材料累得不想活的时候就看看，像给自己打个气——不是你一个人觉得荒唐。

我也问过她有没有想过辞职。

她说她妈妈今年55岁了，没有退休金，身体不好，每个月要去上海复诊一次。来回的车票七八百，她工资到手不到五千，刨去房租水电、吃饭、药费，剩不下什么。你说辞职，她就笑，说：“你以为辞得起就能活得起？”

我没接话。

因为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很多人把回县城当成“躺平”的归宿，以为房子便宜、生活节奏慢，就可以轻松活着。但实际上县城的物价并不低，房价也越来越虚高。就连一条裙子，标价都是三百起；吃一顿烧烤，两个人也得花二百。工资跟不上，压力没少过。

更现实的是，那些“体面”的工作，其实也并不轻松。

许颖说她几乎每天都加班到十点以后，材料写不完，文件改不完，每个月还要交课题、写论文、做信息汇报，写得好也不过60块钱稿费。她说自己就像一个无底洞，领导往里塞事，她往外吐表格，一天到晚脸都没表情了。

她也想换岗位，但领导不同意。她说：“我们这一批人，就是填空的。”她说得平静，像在陈述天气。外面阳光再好，她的办公室里也永远是昏黄的灯光和灰白的墙。

有时她半夜醒来，会拿出手机看社交平台。别人晒旅行，她刷一刷关掉；别人晒结婚，她翻一翻就退出。她说不羡慕，但她其实也知道，羡慕也没用。

她说：“我只是想安安稳稳活着，不用再熬夜写材料，不用被催着报数据，不用再假笑着端茶送水。我不是想躺平，我是太累了。”

我听完也沉默了好久。

这些从大城市读书回来的姑娘，一个个都很聪明，也很能吃苦。她们不是没试过努力，只是努力的尽头，是一份不属于自己的剧本。她们在县城，既不属于小镇，也不再是城市人。她们像卡在夹缝里的火苗，偶尔亮一下，又被风吹灭。

有时候我会想，她们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后来我发现，不是的。错的不是她们，是这个社会让人误以为“稳定”就是幸福。

她们没有错。

只是没有退路的时候，人会变得很像石头，冷一点、硬一点、不说话。不是没感情，是太懂现实。是怕一开口，生活就会崩下来。

她们不是“废了”。

她们只是把自己藏了起来。

她们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可以重新活得像自己。

「如夜話，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