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這句話說來淡然，卻如鏡面一照，映出世道人心的諸多浮動與微妙。

人心如水，既可清澈見底，也能渾濁難辨。若一味將人分為黑白兩類，便是妄自定論、執念成障。我常覺得，與其急於辨誰為君子、誰為小人，不如靜觀其心、靜察其行，觀其進退之際，察其利害之中，始能漸見人性本然的輪廓。

知人之難，不在表面真假，而在內裡陰晴。

我曾誤判過人，那人說話誠懇，做事有禮，處處謙讓；然而當他掌握權柄，立場稍變，其行為也隨之轉向，成敗之後，更見其性情深處的隱秘慾望。當時我才明白：一個人能否久持君子之德，從來不靠初見之貌，而靠長久之心。知人之道，不能僅憑好惡、印象，更須通過時間、事境、反覆的經驗去印證。

曾國藩說得好：曉事比知人容易。事是顯性的，錯誤可見，經驗可積。人是流動的，真偽難辨，且其表象往往為他人所造。是以身為上位者，須先練習曉事之眼，再進一步磨練知人之識。

人可變，心亦可轉，性情終無定法。

我不曾相信某人終生不惡，也不曾認定某人終生不善。人行於世，有時因境遇所迫，有時因利害所誘；一念之間，心境生變。我見過市井小人，在病重父親面前跪地哭求悔改；也見過多年君子，在財權誘惑下行出卑劣之事。這並非虛偽，而是人性真實的多面。若一成不變，那不是人，而是木石。

所以我漸明白，評價一個人，不可憑一時之舉，也不可憑一面之語，而應觀其長期之志向、對他人是否仁厚，是否能在利害之中守住分寸、在得失之中不失本心。若人心中有一盞燈，即使一時迷途，也終會返航。

管理者最大的智慧，不在於指點江山，而在於不輕判人。

見人稱讚者眾，當觀其被讚之事是否實至；見人謗議者多，當思其為何被謗。有時眾人皆醉，亦不必隨波逐流。君子非眾口所造，小人亦非惡名所決。我常在內心對自己說：對一個人的判斷，不妨晚一點、慢一點，讓歲月自己說話。這樣的克制，才是真正的審慎與慈悲。

一位高位者若不能忍受模糊，便容易墮入簡單對錯的幻象。可這世界多的是灰色地帶與多重動機，處事之人若無慧眼，只憑直觀與標籤，就容易誤導局勢、錯傷無辜。曾國藩說「君子偏私亦錯，小人秉公亦錯」，此話刺耳，卻正中人性要害。不是誰說得好就對，而是誰做得穩就能久。人的狀態會變，判斷不能只憑一時之貌，應觀其趨勢與底層之志。

真正的領導者，不是靠才智壓人，而是靠心氣容人。

我敬重那些不急於論斷、不輕易表態的長者。他們或許沉默，卻在沉默中觀大勢；他們或許不言語，卻能在人性起伏間守住尺度。我曾問一位年長的師者，何以不評論某位同僚的是非？他說：「一時對錯，未必定論；我不願拿自己片刻的偏見去綁架他人一生的命運。」這句話讓我久久不能忘。

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事情的複雜、人的多變，因此更願意以「事論事」，而非「人論人」。他們知人不定，故以事校驗；他們見事不明，故不輕決斷。這樣的人，不是膽小，而是明白管理最大的力量，不是控制，而是信任與等待——信任一個人變好的可能，等待一件事顯現本質。

在知人與用人之間，價值觀應永遠為首。

冯唐說得極妙：寧用樸拙君子，不用聰明小人。這句話乍看老派，卻藏著深意。君子或許不善逢迎，不擅技巧，但其心可托、其行可預。小人雖巧思百出，亦能事半功倍，然一旦心念偏差，所造之果，往往是更大的風險與崩壞。

我也見過這樣的事：一個部門的「業績英雄」，在短期內帶來數字飛升，後來卻因其私心與手段，讓整個團隊陷入內耗與崩解。那時再回望，才知當初忽略了「人心」這件事的代價。人之所以可托，不在於其能做多少事，而在於他是否知所不為。這才是真正能「成事」的人，而非僅僅「成績」的人。

業績之上，有德行；速成之下，有隱患。

我見管理者為業績所迫，一味用能人；不久，組織便被這些能人所綁架。他們把持資源，製造依賴，最終連領導者也不得不妥協。我曾對朋友說：「你以為你駕馭他，其實是他控制了你的選擇。」這不是誇張，而是許多團隊真實的隱疾——被聰明小人以業績要脅，用速度遮蔽價值，最後壞了根本。

這也是為何真正的長遠者，會花時間栽培樸實的新人，哪怕慢一點，也願意等他生根。這不是消極，而是對未來最大的敬畏。若一個團隊只談數字，不談人格，終將走向失衡；若一個組織只看速效，不講原則，終將難以持久。

人性若無信任，天下便無長治。

我常想，所謂管理的本質，不過是尋一群可托之人，共築一場可持之事。這個「托」，不是托才智，而是托人心；這個「持」，不是持利益，而是持信念。而這些，都來自於深思熟慮的知人、事理清明的曉事、以及恆久守心的信仰。

如此，才能不為一時之亂所擾，不被一人之失所誤。是故人可變，但我們不需畏變；人有善惡交錯，但我們不需拒人於門外；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可隨變、不可失德，不能讓業績淹沒是非，不能讓機巧壓倒良知。

若能如此，則身處亂世，亦可持心守道；行於塵間，亦不失天心之光。

如夜話，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