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文王以来，《易经》流传逾三千年，其影响之广，远超哲学、占卜本身，几乎渗透进中国人的文化气质与思维方式之中。在这漫长历史中，有许多人物以其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诠释，使《易经》不断展开出新的思想维度。以下是历史上几位中外精通《易经》的代表人物，每位都曾在特定时代背景中，赋予这部古经以时代的回响。

周公旦是最早继承并阐发《易经》的关键人物。他在文王死后辅助成王，制礼作乐，进一步完善了《周易》的基本结构，尤其在卦爻辞之外，补充了象传部分，使得卦义和辞义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为后来儒家对《易经》的义理化打开了通路。

孔子虽未专著《易》，但留下《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附注。通过这些，他将《易经》从占筮系统转化为伦理哲学载体，将“变易”“不易”“简易”的思想结构系统化，真正奠定了《易》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

东汉末年郑玄为今文《易》大宗，注重训诂与礼制联系，是经学传统中承先启后的代表。他的《易注》在今文与古文之争中，为《易》学的系统化、实用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唐代李鼎祚汇集古代《易》学文献，成《周易集解》，全书集古义于一身，不偏不倚，成为后世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也使得《易》学得以在注疏传统中系统保存。

宋代程颐与朱熹为《易经》哲学化的代表人物。程颐主张《易》在理，提出“天理流行而变化无穷”，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贯穿卦变，强调道统与伦理合一；朱熹则在其《周易本义》中将《易》结构细化，讲究卦象与人事对应，使得《易》学成为士大夫内省修身、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

明代的来知德以心性之学诠释《易》，主张“心即理，理即易”，更注重从内心体悟天道，带有明显的陆王心学倾向。他的《易学启蒙》是易理入门的重要著作，适合文人修德明志之用。

清代焦循与惠栋代表“考据派”易学。焦循批评理学注重义理脱离实际，强调从卦象演变与历史文献出发，还原《易》原貌；惠栋则从古文经学出发，主张“以象解辞，以辞释义”，复原《易经》的占筮本源。这一时期，《易》学再次回归象数与术数之源头。

近现代学者中，熊十力将《易经》作为其新儒家哲学的重要根基。他认为《易》是超越逻辑的智慧之书，是天人之际的通路，强调“体用不二”“即变而常”的道体观。《新唯识论》中，他借《易》理贯通印度佛学与儒家心性学，展现出中西交汇下的易道思辨。

李镜池、南怀瑾是通俗化《易经》的代表人物。李镜池对《周易》多有系统注解，兼顾象数与义理，尤重卦爻结构与天人感应的对应；南怀瑾则以通俗语言讲《易》，从修身到治国，从气机到养生，将《易》活化为现代人可体会、可实修的日常智慧。

在国际学术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虽未直接研读《易经》，但其“逻辑三段论”与《易》的“阴阳互化”“对立统一”精神极为相似，展现出西方哲思与东方经典的暗合。德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亦充分肯定《易》之思维对中国科技系统性构建的影响。

更近现代的例子中，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对《易经》兴趣颇深。他与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合译德文版《易经》，并为其撰写序言。荣格以“共时性”（synchronicity）诠释卦辞与卦象的灵性联系，认为《易经》展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直觉型的时间意识，是集体无意识的东方回响。

《易经》之所以长久不衰，恰恰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本书，而是可在不同文明、不同时代、不同心境中被重新点亮的天书。从文王与周公，到孔子与朱熹，从焦循与熊十力，再到荣格与威廉，《易》总是能在混沌与变局中，托出一丝心灵的光线。真正通《易》之人，从不试图征服它，只是学着聆听那道由内而外的气息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