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确是一种“观”的德性与姿态。他没有在办公室闭门造车，也没有凭高位空喊口号。他踏入田间地头，走入泥泞、亲见人群、长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他所做的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身体力行地“盥而不荐”；他先将自身从既有的偏见和惯性中洗净，随后以澄澈之心观察民情、体察苦难。在报告成文之前，他做的是最贴近“风行地上”的那部分工作：润物无声，遍历群情，从细节入手，从个体出发，最终以事实开道、以真情设教。此为“观”之德的真实体现。

毛主席写这篇报告的时间是1927年，彼时他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有一双锐利又谦逊的眼睛。他走访五县，听百姓言说，眼见土豪劣绅的压迫，也亲历农民协会的活跃。他并没有在未深入之前下断论，而是一步步把事实观察清楚、把动态掌握透彻。即便在写作中，他也强调“你不下田里看看，就不知道中国农民是怎样动起来的”，这恰是观卦所说的“下观而化也”的根本精义。不是由上而下地施教，而是由下而上的观照，反过来影响认知、调整判断、更新策略。

再来看卦象本身：风在地上。风，巽为风，有传播、渗透、潜入的意味；地，坤为顺、为厚、为民众。风走在地上，是轻盈地掠过民心，是潜入人群之中。它不带强制，不设疆界，它以顺之性入众之心。毛主席在农民运动中，不仅观察，也在其中。他没有超然物外，也没有高声指挥，而是以自己之身，顺着风的方式融入土地。观之象，是在行动未起时的观察，也是观察深入之后的启教。他把观察当成方法，把人民当成坐标，由此才写出了足以震动全国的实录。

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一些鲜活的历史人物，也深刻地展现了观卦之象。

想起日本的白洲次郎。他曾是日本战后重建的重要人物，却极少以政治家自居。他对美国麦克阿瑟的“无礼回绝”，至今仍被视为东亚罕见的独立精神代表。但他做这一切，并非咄咄逼人、急功近利，而是在战前就已深度了解西方制度与文化，在战后更是走入日本百姓之中，重新体察民族情绪。他读书广博，却不倚傲其才；他思想激进，却极重秩序。在重建经济、设定宪法框架时，他像风一样，入政界而不依附权势，行于民间而不讨好众人。他既不是观察者也不是裁决者，而是一位愿意走进风声与地气之间，用耳朵感受、用心去听的人。这就是观的姿态。

再换一个现代的生活场景。

想象一个小学老师，班上有一个行为古怪、情绪不稳的孩子。其他老师都说他“难教”“不听话”，甚至劝她别费力。但她没有急于施以管教，也没有马上给他贴标签。她只是默默地多花了几个课间时间陪他，观察他画画的习惯、看他和哪几个小朋友有互动、留意他什么时候最安静。她问得不多，但看得很细。她没有赶着“荐”出一套教育策略，而是“盥”去了自己对学生的成见，清理了自我的教育焦虑，用一份柔软去“观”一个正在成长的灵魂。

后来她发现，这个孩子在绘画时异常投入，且画面结构感极强，便顺势引导他用图画来表达内心。不久，他情绪渐稳，也开始愿意与同学交流。这个转变，并非来自外部制度的强压，而是源于一个老师低姿态的观察与包容。这种教育中的“观”，便是风行地上的那一股轻柔，却持久的力量。

还有一个故事，来自南宋的张载。

他青年时进士及第，志气颇高，却仕途不顺，数度罢官。在彷徨时，他没有一味责怪环境，而是回到家乡，观农耕之事、察民俗之理。他在渭水边长年观察四季更替，从黄河的汹涌到田野的微动，从村人们的生息到天象的变迁，他逐渐确立了“民胞物与”的宇宙观。他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背后，不是喊口号的激烈语言，而是数十年观天地、观人心、观系统的积累与沉淀。他后来的“横渠四句”，正是“观而后化”的典范，是德形成之后自然辐射出的道统。

观卦的真义，并不在高高在上的“观天下”，而在能否“下观而化”。能不能放下己见，能不能清空已有的答案，能不能在观察中洗去预设，在倾听中承接变化。这是观之大德。

在这个社会中，习惯评判、习惯立场、习惯抢先表态，成为某种默认的生存机制。但真正有力量的转化，往往不是源于快速的反应，而是生于那段“盥而不荐”的安静时光。有人把这种力量称为“等待的智慧”，也有人说那是“德未成形，气已显露”。

无论是毛主席的实地考察，白洲次郎的周游理解，还是老师对学生的陪伴、哲人的观天法地，归根到底，他们都在做一件事：在未动中先成其德，在无声中先照其心。

这就是观的力量。

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