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北京下着小雨。她坐在出租车里，看着车窗外的雨丝打在玻璃上，一阵一阵模糊。那是她刚从家里逃出来的第十七个春天，行李只有一个旧帆布包。司机问她去哪儿，她说：“随便哪儿，有工作就行。”司机笑了一声，说：“北京这么大，你以为真有人等你？”

这句话她后来记了一辈子。
因为那天开始，她确实没有人等，但命运却在拐角处等她。

她叫李天田，后来人们都叫她脱不花。一个被逼着“成龙”的女孩，在最该读书的年纪，选择了最不体面的出走。

她在广告公司的小隔间里写文案、送盒饭、擦桌子，一个月三百八十块。那是1997年，北京的地铁票还两块钱一张，天色灰得像被旧报纸包住的城市。
她嘴上抹着十块钱的奇士美口红，说那是她的“战妆”。别人笑她，她也笑，笑得像要在风里站住脚。

有一次，她偷偷溜进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听台湾广告人湛祥国讲“如何做提案”。那时候她连“提案”两个字都不懂，只觉得那声音温柔得像雨打竹叶。讲完她鼓起勇气要了张名片，放在怀里整整一个月，舍不得折角。

后来，她真的打了那个电话。
她说：“湛先生，我听过您讲课，现在我们要提案了，可是我不会，您能教教我吗？”

那一头沉默了几秒，只传来一句：“那我们见面聊。”
于是，一个身价千万的总经理，在三里屯的三明治小店里，蹲在小板凳上，教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怎么做PPT、怎么打孔、怎么在台上不发抖。
她说那一幕像梦。可那个梦，成了她人生第一盏灯。

后来那场提案她输了，公司没拿到项目。可奇怪的是，客户记住了她。再后来，那个客户成了他们第一个重要的合作对象。
失败带来了成果，偶然成了命运。
她开始明白，人生不是赢了才算开始，而是敢了才算。

那几年，她像疯了一样“扑人”。见谁都敢上去聊天，哪怕是陌生的大人物。她说那叫“扑导师”。扑过安利的总经理，扑过台湾讲师，扑过广告圈的高手。
她笑着说：“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最多再被拒绝一次。”

命运也喜欢这种不要命的诚意。
1998年，她闯进一家讲“惠普之道”的会议室，被一个温文尔雅的讲师吸引。那人叫高建华，中国惠普的市场总监。她冲上去问能不能再听他的课，没想到对方说自己不讲公开课。她当场说：“那我们办课，您来讲行吗？”
那是她的第一个“生意”。场地是赊的，学员是拼的，她靠复印通讯录凑出来的名单，一个个打电话、发传真。第一场开课，才卖出十几个座位。
可那天，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一直在台下跑前跑后，像个点灯人。
结尾时，一个听课的学员说：“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
她记了下来，那人后来叫牛根生。

她说，她那时候什么都不会，靠的就是一股不怕丢脸的劲。
她的第二盏灯——是职业的“手艺”。
高建华教她：靠能力立身，不靠关系。
她学着在会议桌上像在打坐，每一个字都掂量它的重量。
她开始明白，所谓专业，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姿态，而是做给时间看的分寸。

三年后，她已经能独立接项目、带团队。她有了名片，有了奖金，也有了疲惫。她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匹被鞭子抽着跑的马——快，但失去了方向。
28岁那年，她坐在未名湖边，一夜没睡。风从湖面吹来，像在嘲笑她的焦虑。
朋友方希给她写信：“谁都有不如意，没人过着十全大补的人生。只要心安，就是坦途。”
她读完那封信，哭得像孩子。
方希教她写东西，说：“写，是让自己跟自己对话。”
从那以后，她每天凌晨写作，白天工作。她写广告、写采访、写反思。
她第一次发现，文字不是工具，而是疗伤的针。
方希还教她怎么读书——用笔记、用手抄。她抄得一手好字，说那是为了“让知识走进身体”。
慢慢地，她变了。
她不再炫耀自己读了什么，而是默默读、默默想。
她说：“那段时间，我像学会了呼吸。”

有一年，她和方希一起旅行。方希对她说：“一个人，要把羞耻心放在手艺上。”
那句话成了她的信条。她在公司年会上刻了一块奖杯，送给方希，上面写：“精神合伙人。”
那时候，她终于明白，所谓朋友，就是在你慌乱时，帮你整理盔甲的人。
她开始教团队“做手艺人”——不夸工具，不怕枯燥，只问是否真诚。
她说那一年，她的公司，第一次变得像家。

可她还是常常慌。
因为她太懂“赢”的滋味，也怕“输”的疼。
直到她遇见了第三盏灯。

那是2007年，春天。她去柏林禅寺，见明海大和尚。那天阳光很好，寺里风铃声声。她刚一坐下，就忍不住说：“我总是觉得别人对我不好，现在终于明白，是因果在作祟。”
大和尚微笑：“不要把人概念化。修行者要识别善恶，但更要超越善恶。”
那一刻，她像被人一棍敲醒。她第一次意识到，所谓的“聪明”，原来是最大的执念。

后来她皈依，得法名“庸”。
她问大和尚，为什么是“庸”？
大和尚说：“持中守庸，方能久远。”
她低头哭了。
那一夜，她写下第一句话：“于暗夜中为作光明。”

之后，大和尚常给弟子发短信。她偷偷笑他“现代和尚”。后来才知道，那些短信，是在一一回复别人的困惑。
她说：“那是他每日的修行，他在用短信救人。”
她保存了每一条，那些短信成了她的心经。

有一次，她问大和尚：“合作里，最难的是什么？”
大和尚说：“学会放弃。”
她愣住。大和尚又说：“输赢、对错、是非，都要能放下。放下，是最大的定。”
几年后，她真的放下了。她把自己控股的公司改为合伙制，把股份分给团队。
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最爽的一次“舍”。
别人问她不怕吗？
她说：“我怕没意思。”

明海大和尚闭关前，对她说：“你功夫最浅之处，在定。”
她问：“怎么修？”
大和尚说：“每天要有一个时间，留给自己独处。”
她照做了。每天清晨，她关掉手机，泡一壶茶，不说话。
一开始难受得要命，脑子里一堆待办、电话、账单。后来，她真的能安静半小时。她说那半小时，像人生的避风港。

三年后，大和尚出关。
她再见他，已经不再急着证明什么。
他说：“只有打破对立，才能得自由。”
她笑了笑，心里平静得像湖。
那天回到车上，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八个字：“与自己和解，对世界示好。”

从广告小妹到罗辑思维CEO，她走了二十年。
有人说她命好，也有人说她狠。
可她自己说：“我只是运气好，遇见了三盏灯。”
一盏照亮了方向，一盏点燃了手艺，一盏安定了心。

她常说，自己这一生最幸运的地方，是“懂得低头”。低头不是妥协，是看清脚下。
她的墓志铭写着：“这里横躺着一个因为好运气而横行一辈子的人。”
她笑着说：“听起来怪拧巴的，其实挺真。”

她喜欢一句古话：“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她说这话不玄，意思是：心空一点，光就能进来。
她活成了那束光，也把光点在别人身上。

有人问她成功的秘诀。
她摆摆手，说：“没有秘诀，有步子。先走，再懂。”
她顿了顿，又加一句：“别把黑夜当坏事，很多时候，那只是光的背面。”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