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北京的风特别硬，像一层无形的玻璃，把每个人都隔在自己的世界里。脱不花推开郎园的门，光从天井洒下来，她一身黑衣，短发干净利落，手上提着电脑包，脚步不紧不慢，像是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里。她后来回忆，那天的风吹得她眼睛疼，心里也疼。她突然发现，公司已经不太需要她了。会议一个接一个，她却开始坐在角落里，只听不说。那些年轻的同事越发熟练，项目照样推进，数据稳步增长。她有一天看着那个实时刷新的“罗盘”大屏，屏幕上的数字一闪一闪地跳动，像是一种默默的倒计时。她想起那句散伙协定——如果有一天我对公司没用了，我就离开。那时她38岁。

她试过用忙碌掩盖不安，每天九点前坐进办公室，晚上十一点才离开。手机里装满行程表、会议纪要、语音备忘。她和每个创业者一样，以为只要足够努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那段时间，她第一次体会到“努力”也可能失效。那是一种被时代抛下的失重感，你还在原地喘气，别人已经换了方向。她开始怀疑自己所有的价值。那时候她刚生完二胎，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脑子里却堆满焦虑。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陌生，甚至想干脆剪掉这头长发，换个新的自己。于是她走进理发店，一句“再短点儿”，像是在砍断过去的某个念想。

短发落地的那一刻，她笑了，觉得轻快。可轻快不过三天，问题仍旧没走。她不再被需要，这个发现刺穿了她的骄傲。那天夜里，她打开电脑，查到清华有个企业家进修课程，学费六十万。她想报，CFO却拒绝了。她苦笑，说自己连“花公家的钱学习”这点权力都没了。她开始狂看血腥电影，睡前看完一部再看一部，豆瓣评分低得出奇。她说那些电影里的杀戮让她短暂觉得有控制感。朋友方希劝她休息，她笑，说“我哪敢休息，一休息就得想这些。”她那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对公司没用了。”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喉咙里。

但她不是一个会躺平的人。第二个月，她发起了一个小实验——重新认识“知识”。她开始拜访那些没有名片、也不在社交平台发言的人，比如在香山开养老院的姑娘。姑娘告诉她，有个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总说主席要来看她。护士就假装去落实，再回来告诉她主席临时外事接待来不了，老人这才愿意出门晒太阳。脱不花听完，沉默了很久。她突然意识到，这种来自生活的经验，比她在任何会议室里听到的“方法论”都真。她那一刻明白，知识不是被授予的，而是被活出来的。她开始把这些故事整理成课件，在“得到大学”里讲给更多人听。那天晚上，她写在日记里：我终于又有用了。

这算是她给自己的第二次复活。她说，人在陷入危机的时候，不要想着“解决”，要去“行动”。“人只要做事就不怕，最怕躺那儿想。”这是她后来在课上说得最多的一句。那段时间，她还做了一个微小的自我实验——每天用三十分钟学一门新技能。第一周学的是木工，第二周学PPT动画，第三周学如何改演讲稿。她说，不是为了掌握什么，而是为了提醒自己还在成长。可这个实验中途也失败过。有一天下班太晚，她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半。她趴在书桌前想起那天的计划表，泪水突然就下来了。那是她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哭，女儿跑过来抱她，她笑着说：“没事，妈妈只是太想变好了。”

那晚之后，她决定调整自己的节奏。第二天，她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语音：“大家都别熬夜，效率是白天干出来的。”她自己也开始规律运动，跑步、健身、练瑜伽。她说身体是工作之外的另一种纪律。她学会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不再用忙碌遮蔽焦虑。那时她的短发已经留长一点，她说要学严歌苓——“形象是女性的纪律”。有一次她在餐厅等人，实在坐不住，索性趴地上做平板支撑。有人看到了，她不以为意。她笑说：“我可不能软。”

其实她的“硬”来自内心的脆弱。她承认自己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她曾说：“一个漂亮姑娘不用证明自己，一个高材生也不用证明，我只能靠有用。”这种“有用”从她17岁北漂时就开始。那一年她辍学，月薪380元，在广告公司跑腿，买盒饭、送材料。父亲骂她不争气，她哭到喘不过气。可到车站时，她硬是擦干眼泪，对母亲的同事笑着打招呼。她从那时起就学会了：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脆弱。后来她在讲座上遇到奥美总经理湛祥国，第一次听说PPT。她死记硬背、拼命练习，提案时一口气讲完，全场愣住。虽然没中标，但那天她彻底改写了命运。她说那一刻，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用”。

她的朋友方希说，她其实一直被“有用”这件事绑架着。每当她不确定自己价值时，就会陷入深度焦虑。她像在证明什么，一刻都不敢停下。可是她的“用”也造就了她的强。她敢离开年入千万的咨询公司，从零加入《罗辑思维》。她敢在公司还靠信用卡周转时，拍板买下办公设备。她敢签下三人散伙协定，说“公司第一”。但她也知道，世界的逻辑不再是“努力=成功”，而是“变化=生存”。她说，自己从来不迷信“安全区”。安全，是迟钝的另一种形式。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她对团队说：“真正的危险是以为自己还行。”她把这句话贴在办公室电脑上。她知道自己也不例外。那天她讲完，安静了几秒。然后补了一句：“但人只要行动，就有光。”这句话成了她后来的信仰。

2020年疫情期间，她带队去深圳录节目。台下三十多个嘉宾，彩排嘈杂。她戴着口罩，一眼看到舞台角的小灯泡坏了。她走过去，弯腰拧了拧，亮了。那一刻她笑了。一个司机嘉宾坐到钢琴前，弹起《教父》主题曲。所有人停下，空气里有一种被触动的静默。她说，那一刻，她重新相信了这个世界。

她后来常对年轻人说，不要轻易相信“完美的人生模型”。那张模型之床，是社会的幻觉。你要学会在拉扯中活出自己的尺寸。她说自己就是那个被拉长又被锯断的人。她笑，说：“幸好没死，还能讲给你们听。”

现在的她四十岁。有人叫她“花姐”，她不再纠结衰老。她说自己比二十岁时好，比三十岁时更自在。她笑着总结：“年龄是种财富，会让你戳破那层玻璃。”她的屏保上写着目标：跑三十公里、体重五十五公斤、每天学英语半小时。她说女人过了四十，要活得有点野心。她想学做木工，也想做个立体书。她笑说：“谁规定四十岁不能有新手艺。”

她的两个女儿也渐渐长大。大女儿曾经嫌她忙，不理解为什么妈妈不接她放学。她耐心解释：“我尊重你穿裙子，你也该尊重我上班。”她们在跨年演讲现场看着妈妈忙碌、焦虑、流泪又笑。她希望孩子记住的不是她的忙，而是她的热。她说：“有一天我死了，她还会对她的孩子说——你姥姥挺酷。”

她计划给一所大学捐一个女生奖学金，名字叫“本意”。她说，那是写给所有在社会模板外挣扎的女孩的一封信。她希望有人告诉她们：“妖怪的床是假的，别相信它。”

夜色深了，她在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大屏上的数字还在跳，她关掉灯，镜子里的人依然短发、清瘦、眼神亮。她笑了一下，自言自语：“人要不停，下一把就有机会。”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