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一个阴雨的午后，旧法院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一位瘦削的女人拎着一只破旧的帆布袋。袋口露出几份被雨水打湿的卷宗。她的鞋上沾着泥，发丝贴在鬓角，神情却出奇地平静。有人小声议论：“她又来了。”那语气里有惋惜，也有一丝佩服。她名叫郭建梅，一个靠自己在黑夜中点灯的人。

那天的雨特别大。法院门口的积水映着她的身影，仿佛有无数个她，倒映在被风刮皱的水面上。有人问她：“你累不累？”她笑着摇头：“我怕的不是累，是黑。”她的声音轻得像风，却清晰得让人心颤。

时间往回拨到1961年的河南滑县。那是一个“女孩子没用”的年代。她的奶奶活活饿死在卖馍的路上，篮子里还剩几个没卖出去的馍。她的姥姥因为生了两个女儿被逐出家门。她两岁时被送往北京，靠捡垃圾为生。她吃过别人剩下的馒头，也被孩子们关门夹断过手指。她后来笑说，那根指骨长歪了五十年，疼了半辈子。也正是那根骨头，让她记得痛，记得不平。

有人说，一个人的底色，在他最无助的童年就被定下了。郭建梅的底色，是灰黑的。她被黑吞没过，也因此更想要光。

1979年，她考上北大。那时的她，还没意识到命运给了她多大的考验。她学法律，不是为了做律师，而是为了理解“正义”这两个字到底值多少钱。毕业后，她留在司法系统，拥有体面的工作和安稳的收入。可她总觉得哪里不对。一次去农村调研，她看到一个怀孕的女人挑着两桶水爬坡，腰都弯成了弓形；又见一个子宫脱垂的老妇人，用一根布带勒住下腹，说是“吊着活命”。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坐在办公室里，像是在装聋作哑。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她在记者席上听到希拉里那句著名的话：“妇女权利就是人权。”那一刻，她的世界被彻底点燃。她意识到自己要去做的，不是解释法律，而是让法律触摸到那些无声的人。

同年，她辞职。一个月后，她和北大几位老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妇女法律援助中心。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没有人脉。那时她的办公桌，是一张别人淘汰的破课桌；电话，是从家里搬来的旧机子。她常开玩笑说：“我这个律师事务所，只有一盏灯和一颗心。”

她开始接各种没人愿意接的案子。徐州的寡妇、贵州的童养媳、深圳被性侵的女职员……她一个人挤火车、查卷宗、写代理词。别人问她图什么，她说：“我不图，我只是不想再看见有人被踩成泥。”

她的第一个案子以失败告终。那位母亲失去了独子，还被车撞瞎一只眼。法官嫌她们身上味道重，把卷宗扔在地上。那一刻，郭建梅红了眼。她弯下腰，一页一页拾起那些被泥水打湿的纸，说：“再脏的纸，也有它的字。”后来，她告诉学生，那天哭过之后，她再没哭过。

可泪，不是不再有。只是她学会了吞。

有人说她疯。她接过“山木案”，对抗的是身价二十亿的富豪。她接过“李彦案”，让一个杀夫的女人免于死刑，并推动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诞生。她还帮助过无数李星星、唐慧、董珊珊。她面对的对手，不只是恶人，还有系统、权力、沉默。有人深夜砸她的门，有人匿名威胁她的家人。她笑说：“他们以为我怕？我怕的，是我不做。”

她的丈夫刘震云说：“她像个垃圾桶，所有人的痛苦她都接。”《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故事，灵感就来自她的一位当事人。电影上映时，她看完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真实，但还不够真。”

她的生活并不浪漫。多年失眠，常靠安眠药入睡；焦虑症时，她一夜可以打十几个电话查案。一次，她出差回来，发现女儿画了一幅画——妈妈穿着黑袍，身后是一堆哭泣的女人。女儿在角落里写：“妈妈是她们的伞。”那一刻，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欠家人太多。可她依然出发。她说：“等天下的女人都能不用我，我就回家。”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她带着团队做了一场“线上取证实验”。那是她的“新动作”。她发现很多家暴受害者被困家中，无法报警，于是她开设了远程法律咨询平台，让志愿者以“网购客服”的身份收集证据。这是一次冒险的尝试，刚开始一塌糊涂。很多当事人害怕、不信任，甚至误会她们是骗子。那是她的“失败返工”，但她没停。几周后，这个系统帮到了八十多位女性，她笑着说：“算是试成了一半。”

她从不在公众面前炫耀。她只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律师”。可在公益界，她是灯塔。她带的学生中，有人成为了新的公益律师，也有人去了联合国妇女署。她说：“我希望他们比我聪明，比我安全。”

根据中国律师协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全国律师超过42万人，但登记在册的公益律师不足300人。这个数字，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社会的良心上。郭建梅是那300人里的一位，也是走得最久的一位。

她不止一次被问：“值吗？”她沉默片刻，反问：“不值，那谁来做？”

今年，她六十岁。头发花白，声音沙哑。记者问她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她笑着说：“我不打算退休，除非我走不动。”

她依然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律所的灯常亮到深夜。窗外北京的街道车声稀疏，电脑屏幕反着她的侧脸，像是燃着的小火。有人敲门送来夜宵，她摆摆手：“先不吃，案子还没完。”那一幕，被实习生偷偷拍下，后来传遍网络。网友留言：“她一个人，撑起了人间的光。”

有一次，她在一次讲座上说：“我小时候生活在最底层，被人像蚂蚁一样踩过。后来我学会了抬头，看见天空。”全场安静。那句话像一记钟声，让所有听众低头思索。

她并非没有恐惧。她也会害怕，害怕自己的努力被湮没，害怕世界太慢。可她说：“只要有人被救，就不算白走。”

她喜欢屈原那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她说那像极了她的一生。

有人问她怎么看待“李星星案”的所谓反转，她淡淡一笑：“真相不会怕风，只怕没人追。”那天她刚从外地回京，眼下青黑。她拎着公文包走进律所，又开始下一场会谈。窗外阳光很亮，她没抬头。

郭建梅不是神。她是血肉之躯，是会疼、会怕、会老的普通人。但她选择了逆光而行，在无数个漆黑的夜里，举着那盏灯。那光并不耀眼，却足够让一个人不再绝望。

她说，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卡缪写的：“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她是那个夏天。

因为有她，李星星们才不至于坠入无边黑暗。因为有她，这个社会才有一点被点亮的希望。

有人说她像疯子，也有人说她像圣人。可她自己说：“我只是不想再看到另一个我。”

人群散去，雨停了。法院门口的积水渐渐干涸。她转身走向远处，背影笔直，像一根点燃的火柴。

那一刻，你忽然明白，有些人不是生来伟大，而是被逼成了光。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