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还没黑透，合肥的厂区灯先亮了。风从厂房外呼啸而过，卷着铁屑和灰，像是在提醒这里的每一块钢板、每一颗螺丝，都不是随意存在的。一个年轻的工人端着饭盒走出食堂，饭是凉的，表情却平静。他刚下夜班，身上带着机器油的味道。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能干，就不累。”声音很轻，却像钉子敲在铁上。

谁都没想到，三十年前，这片地还只是一个年亏几千万、工人靠捡菜帮子度日的厂。那时候的北京电子管厂——774厂——是个没人愿意提的名字。机器坏了，工人走了，连风都像是叹气。王东升刚上任那年，账面亏空，债主排队来堵门。他35岁，瘦得像被风吹干的竹竿，却在职工大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们还没死。”

那天晚上，没人鼓掌。可第二天早上，仍有人提前到了车间。

后来，他带着那帮快散伙的工人，熬了27年，从一家要倒闭的老军工厂，熬成了全球显示面板前三的工业巨头——京东方。

一个问题悬在空中：他们凭什么？

其实答案藏在他们做的每一次“难的选择”里。

王东升接手时，774厂已经像一艘漏水的船。上面是官僚的甲板，下面是空洞的船舱。要想让船再动，就得拆自己的一部分。他提出的第一件事，是砍掉“铁饭碗”。很多人当场拍桌子，说：“我干了一辈子，现在你要让我走？”那天会议散得很晚，王东升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灯泡闪了几下，他点了一根烟，低声说：“不动刀，厂就死。”

五年后，那些哭着离开的老工人，有的回来看厂区，惊讶得说不出话。路铺了，厂房刷白了，连厕所都没味了。那时候他们才明白，所谓“狠”，是救命药，不是毒。

狠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清醒。

1993年，他带着两千多名员工筹了670万，把国企变成股份公司。有人笑他疯，说那点钱还不够发三个月工资。他没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求活，而是在改命。那年，他给厂起了个新名字：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没人知道，这个名字后来会变成“京东方”。

起死回生的戏码，真正难在“第二幕”。第一幕是活下去，第二幕是找到方向。

他们找了很多次方向，几乎每次都失败。做保健茶，赔；做电子器件，赔；做壶，居然也赔。那几年，王东升常说一句话：“我们像蒙着眼的孩子，想走快点，又怕摔死。”

命运转弯是在一次出差。

他去日本谈合作，对方请他吃饭。酒过三巡，一个日本高管半醉地说：“中国人懒，散，不懂工业。”那一刻，他手里的玻璃杯“咔”的一声碎了。没人敢说话。他忍着血，说：“我们会让你看到。”

那句话不是赌气，是预言。

之后他签了个合资项目——和日本旭硝子做彩电玻璃。别人都觉得那是旧产业，他偏说：“从旧行业里，也能练出新骨头。”后来那条线的玻璃卖到了全世界，利润率高达30%，连日本本部都关了厂。那一年，他们第一次有了盈余。

有人以为这就够了，不亏就算赢。但王东升看得更远。

1995年，他从日本带回来一个液晶闹钟。那玩意儿轻、薄、亮。那一刻，他知道时代要变。中国的电视还在打价格战，日本人已经在做屏幕革命。那年夜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字：“必须转向。”

这是一个赌命的决定。

做液晶面板意味着重新烧钱、重新学技术、重新冒险。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企业就可能死。高层会议上，有人反对：“连饭都不够吃，还想上天？”他一句话定了调：“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2003年，他花3.5亿美元收购了韩国现代的液晶部门。公司里炸了锅。有人说他疯了，这笔钱要是打水漂，京东方直接死无葬身之地。王东升只回了一句：“真死了，也比苟着强。”

他设了“防火墙”：如果赔光，死的是香港子公司，不连累总部。可他没想到，收购刚完成，市场就回暖。那年二月，京东方第一次盈利。有人说他运气好，其实那不是运气，是提前三年的耐心。

液晶行业的残酷在于，除了头部赢家，剩下的都是输家。没有“中间选项”。你不是称王，就是被吞。

王东升选择当王。

他造了中国第一条5代线。2004年，媒体一篇报道说京东方涉嫌“国资流失”，上市计划被叫停，资金链断裂，工人工资发不出。夜里，他一个人站在厂房顶上，冷风吹得脸发麻。他说：“我做的，是对国家好的事，为什么没人懂？”

第二天，他照常开会。

国开行给了他过桥贷款。那年，他们亏了16亿。第二年，又亏17亿。别人都在笑：“这回该死了吧？”但他没死。亏损逼着他们练技术，练到极致。那段时间，他提出“3020计划”：产品价值提高30%，成本下降20%。谁都不信能做到，结果半年后，他们真的满产。

那一刻，他明白了：所谓“活下去”，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学得比别人快”。

韩国工程师不愿教，京东方派人去喝酒、去陪聊、去翻手册，一页页译成中文。有人说那是偷师，王东升说：“那是买命。”

他们终于学会了。2007年，京东方再次盈利，净赚7亿。有人松口气，他反而更紧。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战场还在前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有人都在收缩，京东方却宣布建8.5代线。同行骂他疯。三星、夏普、LG都被迫跟进。那一刻，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中国人不只是追赶者。

那条8.5代线，花了280亿，比北京奥运会的花钱速度还快。有人问他哪来的底气，他说：“能力，是最好的抵押。”

地方政府也赌。合肥市暂停地铁，把钱拿来投他。那年，合肥成为中国液晶产业的根据地。京东方投了175亿，合肥出30亿，带动周边十五家企业落地。后来，合肥市领导说：“这是这辈子最对的一次冒险。”

这就是“逆周期投资”的魔力。别人恐惧时进场，别人贪婪时扩张。你越逆势，越有势。

王东升理解的生意，不是买卖，而是生长。

从5代线到8.5代线，再到AMOLED柔性屏，他每次都提前五年下注。别人看趋势，他看时间。有人说他赌，他说：“赌和算的区别，是你敢不敢把自己也放进去。”

当然，他也输过。

2004年的上市失败就是一场惨败。那年，律师费打水漂，贷款断供，员工离心。有人劝他退出，“卖掉资产还能保命”。他摇头：“钱能保命，心气不能。”

他宁愿赔光，也不想被动活着。

他的倔强不止一次让人害怕。某次财务会议，他拿着报表，说：“我们亏的，不是钱，是时间。”

他是个财务出身的人，却最不信数字。他信势。信那种在低谷时积攒的势能。

2009年，京东方的6代线投产，中国电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屏幕。那一年，全世界液晶厂亏得一片血海，京东方逆风起飞。

他们像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民族突然发声。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到了2013年，京东方利润23亿，全球产能前五。

再后来，三星开始退，LG开始拆厂，日本的夏普倒在债堆里。2018年，京东方市占率全球第一。

那一年，华为Mate X发布，屏幕来自京东方。1.7万元的手机一夜售罄，黄牛炒到十万。有人拆开看，屏幕标着“BOE”。那三个字母，是二十七年血汗换来的体面。

2020年，京东方出货量世界第一。那一年，三星宣布退出LCD业务。循环完成。

有人说，京东方赢在资本；也有人说，赢在政府支持。但最本质的，是“稳”。

王东升在企业大会上说：“我们这代人，最怕两个字——浮躁。工业要慢，慢就是快。”

他理解的慢，不是拖延，而是稳步生长。

稳不是不变，而是不乱。

他教年轻人一个小动作——每天花十分钟复盘工作，只写事实，不写情绪。很多人照做了。半年后，管理层发现员工吵架少了，决策快了。那是稳的力量在扩散。

稳带来复利。复利带来信心。信心带来产业的根。

京东方成了根科技的样本。

而根，是要长在土里的。

回头看，京东方的崛起，从来不是技术故事，而是意志故事。那是一群人，硬是在绝境里，把“不可能”磨成了“没问题”。

他们证明了：输光也不算输，只要你还敢下一盘更大的棋。

王东升后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赚钱，是人没散。”

从捡菜帮子，到年赚千亿，从靠别人的技术，到输出技术，他和京东方，用27年做了一件事——让世界重新计算中国的份量。

有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他笑着说：“成功是个形容词，不是名词。”

那天，他走出会场，风很大，他的头发都被吹乱了，但眼神依然平静。

也许，这才是中国工业最美的姿态——不喧哗，不屈服，稳稳向前。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