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沉，北京的街头，便利店的灯还亮着。一个年轻的外卖小哥靠在电动车上，低头刷着手机，屏幕上闪过一句话：“让这部分人财富上涨，才是中国最大的潜力。”他抬头望了一眼身边高耸的写字楼，笑了笑，又踩下油门冲进夜色里。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未来中国经济最关键的命题。过去四十年，我们习惯了高速增长的节奏，从温饱到富足，从农田走进城市，从骑自行车到坐高铁，仿佛一切都在加速。人均收入上涨了百倍，家庭资产快速积累，90后几乎没有经历过匮乏的记忆。但高速列车终究不会永远加速，2012年后，它悄然换轨，开始进入更平缓的通道。增长不再是唯一的关键词，分配的意义逐渐浮现。

世界在经历一个“增长—分配”的话语转变。财富的荷尔蒙充斥在空气中，城市和国家的差距拉大，资本的力量让“钱生钱”的逻辑发挥到极致。但在另一边，还有沉默的大群体，他们没有存量资产，缺乏信贷能力，在技术迭代中被挤出核心位置，只能站在财富的剧场外观望。

香帅说过一句话：“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K型结构。”数字化技术原本被寄予厚望，它带来了效率和繁荣，却同时将中等收入人群推向下行。缓冲层消失了，要么被抬升到高收入的上坡路，要么滑落到下行通道。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铁锈区与硅谷的对立，也不仅仅是法国街头的“黄马甲”，它是全球化、数字化、金融化的共同结果。

美国的例子很直观。1978年到2019年，顶部1%的富豪财富占比从21%升到37%，而中产阶层的财富占比从37%跌到22%，缩水四成。下半数人几乎一无所有。中产坍塌，社会分裂。这是托马斯·皮凯蒂所预言的，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分化必然加剧。

但中国有它的独特性。疫情冲击下，美国出现了大面积失业与流离失所，而在中国，街头的奶茶店仍旧人满为患，长沙的超级文和友排号几千桌，宜家沙发上又躺满了奇异姿势的顾客。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财富结构里有一个特殊的变量：公共财富。城市化进程中，公共财富部分转移给了居民，体现在住房上。央行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超过90%，房产占家庭财富的70%以上。换句话说，在北京有一套房的人，和在乳山有一套房的人，财富差距可以是十倍甚至百倍。财富分化更多表现为区域分化，而不是单个家庭间的剧烈撕裂。这种差异，塑造了中国民间生活在冲击中的韧性。

但韧性不代表没有裂缝。2019年后，中国进入“万元美金社会”，增速放缓，结构转型进入“慢变量”时代。制造业靠投资，服务业靠时间。教育、医疗、养老，这些行业需要十年、二十年的积累，慢得让人焦虑，却又是未来价值的真正所在。香帅提醒过：过去那种“快速复制”的模式不再适用，服务业的增长是缓慢的，需要一点点工匠精神。

那么，中国未来最大的潜力在哪里？不是顶端那1%，也不是已经饱和的中产，而是“中间的人”。让更多普通家庭的收入上涨，让他们能消费、能储蓄、有安全感。

数据显示，中国有14亿人口，却只有不到4亿人坐过飞机，1.5亿人有护照，5亿人没用过互联网，至少5亿人没有冲水式厕所。换句话说，未来中国的潜力，不是再让富人更富，而是让更多普通人往上走。

香帅的判断很尖锐：“让中间的人有继续攀登的希望，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潜力。”这不是情怀，而是经济学逻辑。消费是收入和财富的函数，拉动消费的根本不是喊口号，而是让人敢花钱，能花钱。

我想到一路调研时听到的声音。出租车司机说：“疫情有冲击，但能活下来就行。”美甲师说：“顾客少了，但我还能撑。”程序员说：“加班更多了，但工资涨了。”这些平凡的声音背后，是中国社会沉默而顽强的底色。

也有失败的尝试。一个朋友在三线城市开了家餐饮店，押注“消费升级”，结果疫情一来，客流锐减，他几乎赔光积蓄。但他没有停下，而是转型做外卖，重新找到了生路。这就是典型的小实验——失败，返工，再调整。方向对了，仍旧能走下去。

外部证据同样清晰。2020年10月，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未来15年人均收入要翻番，保持4%到5%的年增长率。增长依旧是主旋律，但分配问题不容忽视。如何让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公共财富的增值，如何避免平台经济过度压榨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这不仅仅是公平问题，更是效率问题。

张磊说过一句话：“与谁同行比去哪里重要。”香帅则补了一句：“让更多人同行，比自己先跑更重要。”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足以点破未来中国的核心矛盾。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余华在《活着》里的那句话：“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说服力，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过去四十年，我们用时间证明了增长的力量；未来几十年，我们要用时间去证明分配的智慧。

如果让更多普通人分享到财富上涨的果实，让他们敢消费、能攀登、有安全感，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会更稳更强。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