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卫星的视角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战力放在一起看，是一场“天上力量”与“地面意志”如何相互作用的对比。卫星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物件，它们连接起情报、预警、指挥与通信，决定了现代战争中的知晓能力、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两岸在太空能力上的差距，既反映了资源与规模的不同，也凸显了各自的战略选择与弱点。

先说中国。过去十年里，中国把航天能力当作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来建设。大量发射的遥感卫星、电子情报卫星、气象与通信卫星，以及导航系统（北斗）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功能互补的空间体系。遥感卫星（包括光学与合成孔径雷达）提供了对陆海空的持续观测能力，可以在云层与夜间也能获取对方活动的图像；电子情报与信号情报卫星则能截获雷达、通信信号，帮助定位对方重要节点；专门的预警卫星和海上监视平台可以在导弹发射、舰船活动发生时，提前传回告警信息；北斗则为兵力定位、弹药制导与时间同步提供了基础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在轨平台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地面的指挥系统、无人机、反舰导弹、远程火力等形成了一张“信息—决策—打击”的闭环：卫星发现目标，地面指挥快速分析，打击平台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攻击或压制。

规模和冗余性是中国航天优势的核心。一方面，大批发射意味着在局部损失若干颗卫星时仍能保持整体覆盖；另一方面，民用与军用的模糊界限（双用途平台）增加了西方在制裁或攻击时的顾忌，提升了中国体系的生存力。再加上本土成熟的航天产业链，中国在速度、产能与技术更新方面拥有明显优势。这种能力使得中国在常规域、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电子战与网络战中都能把太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来运用，极大放大了陆海空力量的战场作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的太空能力。台湾在航天领域近年也在追赶，Formosat 系列遥感卫星、未来规划的合成孔径雷达与若干低轨通信卫星，展示出明确的方向：以有限资源补偿关键能力。台湾的卫星数量和规模远不及大陆，且公开部署的“纯军用”卫星极少；更多是技术上可支援国防的民用或军民融合项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价值。对于防卫岛屿与近海区域，若能拥有几颗高分辨率、全天候（SAR）侦察卫星以及能在危机时提供生存通信的低轨卫星，对于早期预警、态势感知、海上目标发现和指挥通信的保持都有实际意义。更何况，卫星数据的来源并非只能靠自有体制：商业遥感、国际情报共享、以及盟友的卫星能力都能弥补缺口。台湾的战略并非求大而全，而是把有限能力放在“关键节点”和“弹性通信”上，从而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争取时间与信息优势。

把两者的战力直接对比，结论并不复杂：在太空支撑的总体战力上，中国占据绝对优势。规模、覆盖、冗余、产业支撑和整合能力都明显领先，使得大陆在情报持续性、战场洞察与远程联合作战的支撑上处于有利地位。然而，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撼动。卫星本身有明显脆弱性：易受反卫星武器、电子干扰、网络攻击与地面链路摧毁的影响。只要对手有能力打击空间链路或切断指挥通信，再强大的在轨编队也难以发挥其全部效能。因此，战力并不只是卫星数量的累加，更取决于空间资产的生存性、地空一体化的抗摧毁能力与指挥系统的分布式韧性。

台湾在这种不对称中应对的路径也很清晰：不是追求一夜之间形成“对等”的卫星舰队，而是通过“分布式、弹性化、小卫星化与外部合作”来提升抗打击能力。简单来说，少量高价值的 SAR 卫星可以在关键时刻提供夜间与云层穿透能力；若能快速部署的小卫星星座（许多国家采用的模式）和与商业遥感的深度合同，可在主力卫星受损时维持基本情报流；同时，分散化的地面通信设施、移动中继站与海上/空中替代节点能降低单点故障风险。实用的策略还包括与盟友共享情报、购买商业高分辨率时序图像，以及强化电子战与网络防护，以防止敌方通过干扰或网络攻击剥夺卫星带来的优势。

对大陆而言，优势也带来责任与挑战。庞大的在轨编队需要更高水平的太空态势感知（SSA）来避免碰撞与误判，需要更强的抗干扰与加密通信来抵抗电子与网络攻势，也要通过法律与外交手段减轻在全球商业与民用卫星被卷入军事冲突时带来的政治成本。中国若想把卫星优势转化成长期稳定的战力放大器，就必须在生存性、机动性与国际规则塑造方面同步推进。

总结起来，卫星决定的是战争的“看见”与“沟通”。中国凭借大量且多样化的在轨平台，已将太空转化为对其陆海空力量的强大放大器；台湾虽然数量有限，但通过针对性部署、商业与盟友合作、以及分布式生存策略，仍能在防御性作战中争取重要的时间与信息优势。未来战场上，谁能把空间能力与地面实践紧密融合、并把脆弱点用弹性与分散化化解，谁就能在信息化对抗中占据更稳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