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一点，地铁末班车里，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盯着手里加班做完的方案，眼神空洞。他心里清楚，方案不会被采纳，老板只会一句“辛苦了”，然后塞进废纸堆。可他还是做了，因为“有用”。他嘴里喃喃：“人活着，不就是要有用吗？”那一刻，他突然有点恍惚：如果我终其一生，都只是因为“有用”，那活着算什么？

我也见过另一幕。一个朋友，辞掉大厂工作，回到家乡开了个小小花店。家人骂她傻，朋友说她浪费学历。可三年过去，她每天和花草打交道，神情安宁。花店不算赚钱，但她说：“至少我知道，这些日子不是为了别人眼里的‘有用’而活。”

这两种选择，构成了当下很多人的困境。表面上，我们活在一个“效率至上”的时代，工具理性被推到极致。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人平均加班时长比2016年增长了18%，在互联网行业，这个数字更高。但同时，焦虑、抑郁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报告里提到，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9500万，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二三十岁的人群。数据背后，是一个尖锐的现实：很多人把自己当成了“工具”，却越来越不快乐。

在与一个年轻工程师的对话中，他说：“我进大厂，不是因为热爱写代码，而是因为这里薪水高，跳槽价值大。”说完他苦笑：“可是我每天看屏幕十几个小时，腰痛眼花，心里空的很。”表面上，他的选择理性高效，实际上，他丢掉了自己和生活的连接。

这种痛苦，正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去人性”。当人被迫压缩为一个功能单一的零件，人生就会逐渐失去意义。短期看，你觉得自己赚到了，长期看，你在透支生命。

而这种逻辑，并不是个案。在企业管理里，也屡见不鲜。上世纪七十年代，福特汽车的“安全门”事件，被写进了教材。公司发现某款车存在设计缺陷，容易在事故中造成燃烧。但管理层做了一个冷冰冰的计算：赔偿比召回更便宜。于是他们选择掩盖。短期看，这个决定节省了成本，长期却让整个公司陷入信誉危机。表面上是精明，实际上是愚蠢。

个体的选择，也常常如此。我认识一个在教育行业做了十年的朋友，他一直想写剧本，但不敢转型，因为不舍得丢掉“总监”的头衔和待遇。结果行业崩盘，他既没了职位，也失去了最初的热情。痛苦的是，他连尝试的勇气都耗尽了。

这就是工具理性的陷阱：它追求的是局部最优，却牺牲了长期的丰盈。它让人相信一切都可以算计，但算计的结果往往是把自己逼到死胡同。

反过来看，真正能让人活得安稳的，并不是“有用”，而是“我愿意”。哲学家韦伯还提出过“价值理性”这个概念。意思是，把人的主体性放回到选择的核心。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我想到武志红老师分享过的经历。初中毕业时，他家境拮据，如果去读师范中专，毕业就有稳定工作，这是最合理的选择。但他不愿意一辈子过那样的生活，于是选择了更难的读高中。那次“不理性”的决定，反而给他的人生打开了更广阔的可能。

在我身边，也有越来越多人在做类似的选择。有人放弃百万年薪，回老家做短视频，只因为想陪伴孩子成长；有人在小县城里开了一家书店，虽然不赚钱，但成为当地青年交流的场所；还有人把业余的手工爱好坚持到极致，做出了艺术品，获得了真正的满足。

这并非浪漫的幻觉，而是另一种智慧。因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别人需要你做什么”，而在于“你愿意成为什么”。

有朋友问我，那是不是意味着要丢掉一切现实？并不是。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有空间可以调整。比如我建议过一个小动作：每天留半小时，只做一件完全和收入无关的事。写一段日记，画一张小画，读几页闲书。刚开始你会觉得浪费，但坚持几个月，你会发现，这半小时成了你抵抗“去人性”的防线。

也有人问，那如果失败了呢？我想起自己曾尝试学习乐器，一开始买了吉他，热情高涨，每天弹到手指起泡。可两个月后放弃了，因为没有系统练习方法。后来我调整节奏，从简单的和弦练起，不再追求进度，反而坚持下来。失败返工的过程，让我更清楚：不是我不行，而是我当初把兴趣也当成了“工具”，想要快产出。

当我们不再一味追求“有用”，而是允许“没用”的存在，人生反而会生出新的可能。正如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人不是靠解决问题而活着，而是靠活出意义。”

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异质性”。意思是，在千篇一律的轨迹之外，发展属于自己的标签。有人在下班后做义工，有人在周末做播客访谈，有人在B站弹琴唱歌。这些小小的“异质性”，让他们不再只是“螺丝钉”，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终其一生，你不会因为“有用”而活得好。钱可以买来短暂的安稳，却买不来持续的意义。真正让我们抵达幸福的，不是不断证明自己有用，而是敢于在世俗之外，活出一个“我愿意”。

或许答案未必立刻出现，但愿我们都能在每一次选择中，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没用”。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