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学生。风扇摇晃，噪音夹杂着课桌的摩擦声，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些孩子，将来会怎样？也许十年后，他们会消失在城市的洪流里，或者回到那个没有高楼的村庄，继续父辈的命运。可此刻，他们只是安静地低头记笔记，仿佛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很多人以为，命运的差别，是起点的距离。有人出生在一线城市，父母是医生、律师、教授，仿佛生来就站在了跑道的前端；也有人来自小镇，家里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学。二本学生，大多属于后者。他们不是最差的一群，但也绝对算不上幸运。读书对他们而言，从来不是浪漫的选择，而是全家的孤注一掷。

有一位学生，来自粤西山区。第一次写作文时，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明天的饭钱在哪里。”台下同学听了笑，他却认真抬头，眼神里没有半分玩笑。贫穷在他的生活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那一刻，老师突然明白，原来“大学”这两个字，并不能隔绝生活的艰难。

另一个女孩，来自甘肃。她说，高中三年，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十几个小时，晚上失眠，早上依旧咬牙起床，因为她知道，如果不拼命，她就永远留在那个干旱的村子。所谓“衡水模式”，并不是某个地区的专利，而是无数农村孩子自发的生存方式。他们相信，只有拼到极限，才有可能进入一所二本，才有可能离开。

但命运的讽刺在于，他们冲破重重压力走进大学，却发现新的围墙更高。学历歧视、资源不均、就业困境，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他们困在里面。八零后的二本学生，毕业后还能在广州深圳立足，房价尚且温和，机会尚且充裕。可九零后，毕业就得面对“第一学历不够好”的质疑，面对考研人数连年飙升的现实。研究生扩招的同时，推免比例也越来越高。普通孩子的“上岸”之路，被一次次缩窄。

他们并非不努力。相反，他们比谁都忙碌。考证、实习、比赛、双学位，每一项都耗尽时间。他们写下密密麻麻的简历，换来的却是用人单位一句冷冰冰的“我们只要985”。这种落差，让他们更沉默。课堂上，他们很少争论，很少提问。他们的青春，像被无形的手压住了锋芒，安静、乖巧，却失去了冲撞的勇气。

其实，这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教育经费的极端倾斜，让重点大学的学生享受最好的师资、最宽松的氛围，而二本学生却要在资源有限的校园里拼命。数据显示，2020年，清华大学的财政预算超过310亿，而一所地方二本院校，可能只有8亿。一个清华，相当于几十所二本。这样的差距，注定了学生在起跑线上就被分层。

有人说，那就考研啊，继续往上走。但考研真的公平吗？当名校研究生名额越来越多地留给本校学生，所谓“学历鄙视链”就成了新的门槛。即便熬过了三年研究生，面对的依旧是膨胀的就业市场。有人调侃：“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句话背后，是一种无奈的真实。年轻人选择稳定，不是因为不想拼，而是因为太害怕输。输不起房价，输不起彩礼，输不起一个个现实的账单。

老师也曾试图改变。他让学生去城中村，和外卖员聊聊天；让他们写下自己的童年和村庄，重新理解生活。有人因此打开了心结，能坦然说出“我家很穷”；有人因此更坚定，觉得自己不能认输。但更多时候，这些努力像小石子落在深井里，溅起一点水花，却难以撼动整体的沉默。

有人问，读书改变命运，还成立吗？对八零后，答案是肯定的；对九零后，答案已经打了折扣。对零零后，可能还要再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教育资源继续这样分配，如果就业市场继续这样苛刻，读书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钥匙。它依旧重要，但它承担不起那么沉重的希望。

二本学生的命运，绝不是小话题。中国每年有八百多万大学毕业生，其中超过八成来自二本及以下院校。他们是最普通的一群人，也是最庞大的一群人。他们会留在本地，进入基层，成为真正推动社会运转的力量。如果他们困境重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有人喜欢谈精英教育，但社会的底色，永远是这些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他们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买得起房，能不能安心组建家庭，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都会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感到沉重。但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绝望的故事。相反，正因为他们的困境被看见，才可能有人去推动改变。教育的公平，资源的均衡，就业的机会，都是可以一步步争取的。也许慢，但总要有人去做。正如一句古话所说：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命运从来不是单个人的命运。每一个普通孩子的挣扎，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期盼，也有一个社会的影子。当他们被困住时，不只是他们在受伤，也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在受限。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再用“二本学生的命运”来定义一群年轻人，而是能说，他们就是普通的年轻人，理直气壮地活着，拥有足够的机会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合十。如夜话，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