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狗屁工作”后,人类开始适应每周只上四天班
2025-08-20
人活得幸福,不在于忙得多,而在于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
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却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人们习惯了“996”,习惯了在工位上假装忙碌,习惯了把生命耗在无休止的会议和通勤里。但当四天工作制的实验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尝试,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旧观念正逐渐被打破。文章讲述的,不只是一个新制度的出现,而是对“人为什么工作”这个古老问题的重新追问。它回答了一个核心: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被监视和填满,而在于让人获得幸福和创造力。之所以在此刻写出,是因为科技、疫情、AI这些力量正推动人类进入新的拐点,我们不得不直面——该如何生活,才配得上自己有限的时间。
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一个熟悉的疑问:一周只上四天班,怎么可能?人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里,工作就是要勤勤恳恳,要坐满工位上的每个小时,不然就“不够努力”。可当实验真正展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事情。英国七十家企业,三千多名员工,减少了工作时间,却拿同样的工资。结果显示,大多数公司生产力不降反升,员工幸福感明显提高。有人用多出来的时间陪伴家人,有人发展新的兴趣,有人单纯睡了一个安稳的觉。读到这里,你会惊讶于制度的力量。就像百年前“周末”一词第一次出现时,人们同样不敢相信,从此却成为常态。历史就是这样一点点向前推,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悄无声息中重构。疫情加速了这一切,居家办公成为可能,远程协作的技术工具愈发成熟。于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生活可以有另一种模样:不再是把时间压缩成公司里的灰色格子,而是让生活与工作彼此渗透,互相滋养。
承的时候,文章引入了更复杂的博弈。苹果要员工回到办公室,结果连顶级AI科学家都选择离开;特斯拉的马斯克要求员工必须在办公室出现,否则视为辞职;而携程、爱彼迎、谷歌则在尝试更多灵活的制度。表面上,这只是公司政策的不同选择,实际上却是权力的角力。老板想要掌控,员工想要自主。人类的工作关系,从工厂制度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规训之上。进入办公室,不只是交换劳动力,而是接受行为、衣着、言语都被管控的现实。可是,人真的必须依靠被管控才能工作吗?居家办公和四天工作制正在给出反例。事实证明,当人获得了时间上的自主性,不仅效率没有降低,反而因为幸福感的提升,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于是问题变成了:老板到底要的是假装忙碌的顺从,还是实打实的创造力?文章通过这一回合回合的斗争,让我们看见人类正在一寸一寸夺回被剥夺已久的“时间主权”。
顿悟的时候,文章提出了“狗屁工作”的概念。人们为什么要被困在无意义的流程和会议里?为什么每天处理几十封其实毫无价值的邮件?为什么花费几小时在通勤路上,最后只是换来一身疲惫?这背后的荒谬,被格雷伯尖锐地点破:现代社会制造了大量虚假的岗位和任务,让人们看似在“贡献”,实则浪费生命。当居家办公和四天工作制普及,许多无意义的工作被压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我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价值?人们发现,当目标从“坐满八小时”变成“尽快完成有价值的事情”,效率自然提升,幸福感也随之提升。这正是转折点——原来我们不是懒惰,而是被强迫做了太多无意义的事。真正的动力,来自自由与选择。人们开始看见:工作若不能带来意义,那就是负担;而当它与生活、成长相连,才是真正值得的劳动。
明理的时候,文章回到人心最柔软的部分。一个父亲在四天工作制下,可以亲自去幼儿园接孩子,被儿子骄傲地指认“这是我爸”;一个母亲在周三的下午,可以和女儿一起练钢琴;一个年轻的动画导演,用多出来的时间学习新技术,甚至和丈夫开始开发自己的游戏。生活不再是等周末、等退休,而是眼前当下就能活得丰盈。于是我们才发现,制度的改变并不是冷冰冰的效率优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增长。人类开始把“闲暇”重新放回生命的中心。闲暇不是浪费,它是创造的土壤,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是灵魂真正的养料。文章最后提醒我们,当制度带来更多自由,人类对生活和工作的认知都会被彻底改写。人不再只是公司里的螺丝钉,而是可以完整呼吸、可以自由探索的生命。
合十
如夜话,至此
推荐阅读:《毫无意义的工作》,作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中信出版社,2020年出版。此书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意义劳动”的荒诞与根源,与“四天工作制”背后的自由与幸福问题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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